《史學九章》

导读

本书收录有关史学文章九篇，虽多属旧作，实系新写，颇经增订修改后，始汇成一编，额之曰"史学九章"，意在从九个不同的角度来观测史学的内涵与本质。十八世纪英国史家吉朋(Edward Gibbon)的《罗马衰亡史》，虽然写作方法与内容早已过时，但盛名历久不衰，至今仍为人们所喜读，要因其宏观叙事(grand narrative)的精彩，足见叙事乃史学的根本，必不可废。十九世纪德国史家兰克(Leopold von Ranke)乃现代史学的最重要奠基者，要因他首先大开档案研究之风，他所立下的基本原则，诸如掌握档案资料，严格文献考订，精确叙事，导致史学客观求真的热情，其书虽未汉译，其史学方法对现代中国史学，实影响深远，然也多误解，以为兰克要把史学建成科学，几乎完全忽略了兰克仍一本塔西图思(Tacitus)、吉朋以来的叙事传统。兰克昭示的档案研究，仍然是当代史学致知的基础，断非后现代理论所能动摇，史学家更无轻忽此道的理由。

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史家，要算英国的汤恩比(Arnold Toynbee)，然而他的名著《历史研究》实与当代史学界的主流派背道而驰，他从事的其实是历史哲学，而自以为可以把历史科学化的另类尝试，其结果宛如花开花落，盛极一时而衰，然对此一度盛景，不可无记，亦足见史学主流之不可与夺。二十世纪后半叶，法国的安娜学派(Annales)异军突起，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，其中坚人物则是布岱尔(Fernand Braudel)，大可从他的著作与史学思想，洞见此一流派对当代史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，以及随时代而变的趋向。

近现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，西洋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大，虽然国人对西方史学的认知或有不足，但大都虚心学习，所谓近现代中国史学，实具浓厚的西方色彩。然而当代西方史家，包括一些中国通在内，视中国传统史学为"儒家史学"而轻之，认为是一种以道德裁判为政治服务的史学，所成的史书不过是供政府官员阅读，既不知历史的客观性，也不具真正的历史意识。中国传统史学真的不具西方所谓的史学意识吗？＜西方史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解与误解＞一文，即为解答此一疑问而作。至于近年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，颇多重视地方史，自有利于史学眼界的扩大，然而将中央史与地方史一分为二，甚且褒地方史而贬中央史，并不可取，两者实可相辅相成，如何将中央史与地方史重新整合，甚有讨论的必要。

中国史学在西潮影响下进入现代，除了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外，章太炎也是先驱人物，却受到较少的注意。太炎也许不知兰克的史着，然很可能在日本间接受到兰克史学方法的启迪，因而批判旧史，另据可靠史料重写国史。在章、梁的先导下，疑古与整理国故，蔚然成风，中国现代史学也一直在追寻那高贵的梦想，想以档案资料与考据方法，重建客观而真实的历史，或编排史料，美其名曰让史料自己说话，或利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来处理史料，不免以论带史，以偏盖全，形成中国史学在现代转折中出现的所谓"史料"与"史观"两大学派。其实两者乃史学不可分的一体两面，却把它一分为二了。

钱穆虽是章太炎的晚辈，但他的史学几乎看不到一点外国的影响，我曾问撰写《新史学九十年》的许冠三先生，为什么他的书里没有钱穆？他说钱不是新史家。然而他毕竟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著名史学家，美国网上历史书评于二十世纪末总评百年来重要史学著作，约我评估钱穆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英文稿已在网上发表，后应邀参加纪念钱穆的国际学术讨论会，我根据英文书评扩大写成一篇论文，将钱着与梁启超同一书名的书作一比较，发现不少有趣的异同，曾在会场宣读并收入讨论会论文集。兹再录为本册九章之一。

后现代重视文学批评与语文哲学，又提升了史学的文学性格，并使人重新感到文学才是史学的近亲，社会科学不过是近邻而已。学贯中西，具有高度人文素养的钱钟书先生，早已洞识先机，他一直认为历史只是史书，既往之事渺难追寻，惟残存于史书，而史书乃文学创作的一种，其论似近乎后现代，但他仍肯定历史乃求真之学，虽完全的真相不可得，然仍可尽量获得过去的真相，史家之天职，即在于此。钱氏以文学家旁观史学，山外看山，颇得真貌，笔者阐述其说，推广引申，约为五则，录于卷末，亦如槐聚所言，邻璧之光，堪借照焉。（摘录自本书作者汪荣祖导论，麦田提供）

内容简介

本书收录有关史学文章九篇，名为"史学九章"，意在从九个不同的角度来观测史学的内涵与本质。

书中叙论了中外古今多位史家及其著作：十八世纪英国史家爱德华?吉朋及其盛名历久不衰的《罗马帝国衰亡史》，从其精彩的宏观叙事手法，可见叙事乃史学的根本。近代史学之父兰克掌握原手资料，严格文献考订，首开档案研究之风；然英、美以及中国史学界对兰克多有误解，以为他要把史学建成一种科学，几乎完全忽略了兰克仍一本塔西陀和吉朋以来的叙事传统。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英国史家汤恩比的名著《历史研究》实与当代史学界主流派的风格背道而驰；汤恩比从事的其实是历史哲学，他自以为可以把历史规律化的尝试，虽盛极一时而终衰。作者从二十世纪后半叶法国安娜学派（即一般所说的年鉴学派）中坚人物布岱尔的著作与史学思想中，洞见此一流派对当代史学研究的贡献与局限，以及随时代而变的趋向。认为章太炎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，他以信史为追求的目标，以进步发展为史观，为国史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透过对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的评估，指出钱穆虽为现代史家，风格却甚传统。

除了这些中外史家外，作者尚讨论到如何将中央史与地方史重新整合，以及中国传统史学是否具备西方所谓的史学意识等问题。最后提出钱钟书对历史的看法，加以发挥，约为五则，这位文学家的邻壁之光，颇堪史家借照。

作者透过这些主题的探究，强调历史学固然具有文学性，但文可言虚，史必征实，历史学追求真相的本质，绝不可轻易丢弃。

汪荣祖

汪荣祖原籍徽州，生于上海，长于台湾。台大毕业，美国留学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，历任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，美中交流学者，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，上海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大、政大、台大等校客座教授，2003年2月起就任嘉义中正大学讲座教授。著作有《史家陈寅恪传》(香港：波文，1976；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84， 1997)、 《康章合论》 (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 1988)、 《史传通说》(台北：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，1988，1994)、《走向世界的挫折: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》(台北：东大书局，1991)、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: 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 (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89)、A Paradise Lost: The Imperial Garden Yuanming Yuan (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, 2001)等专书十余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