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如此人生》

埃米尔·阿雅尔原名保罗·帕夫洛维茨，1949年出生在法国尼斯城一个半犹太半斯拉夫的移民家庭中。

阿雅尔的父亲早逝，母亲孤苦，他的少年时代是在贫困和艰难中度过的。他当过工人、卡车司机，学国画，曾想上医科大学，但未能如愿。

阿雅尔后来在舅父、作家罗曼·加里（1956年以小说《天根》获龚古尔文学奖）的帮助下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。他喜欢读雨果、米肖等前辈作家、诗人的作品。15岁开始写诗歌和小故事，20岁时已经发表一些较好的诗歌，后转向小说创作。1968年“五月风暴”之后，阿雅尔为了走自己的创作道路，离开舅父，与妻子前往洛特省的一个偏僻乡村，自己动手修复了一间倒塌的羊圈，长期住在乡间，一边谋生，一边创作。

1973年，阿雅尔发表处女作《爱蟒的人》；1975年发表《如此人生》，获龚古尔文学奖，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获1977年法国最佳影片、1978年奥斯卡大奖。1976、1977年相继发表《化名》、《萨洛蒙大王的苦恼》。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。

以上来自《译后记》

罗曼·加里（1914——1980）

法国著名作家，两届龚古尔奖获得者。1914年生于俄国立陶宛一个艺术世家，原名罗曼·卡谢夫。父亲是鞑靼人，母亲是犹太人，都是戏剧演员。7岁随父母到波兰，14岁移居法国。先在尼斯上中学，后到巴黎学法律，并对文学产生浓厚兴趣。

1938年，24岁的加里应募入伍，在法国一所航空学校任飞行与射击教官。1940年6月赴伦敦加入戴高乐在伦敦组织的自由法国部队，任洛林空军中队的上尉，多次在英国和非洲上空作战，曾被授予十字军功章。1944年参加诺曼底战役，获法国解放军功章。二战结束时，加里已是空军少校。

1945年加里进入法国外交部，先后任驻索马里、伯尔尼的使馆秘书和参赞，然后在外交部欧洲司工作。1952年至1956年担任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，接着又被任命为驻玻利维亚代办和驻洛杉矶总领事。

1961年，加里辞去外交职务，专心从事文学创作，并周游世界。1967年法国情报部吸收他为特派员，一年半后，加里辞去这一职务，继续他的文学生涯。

罗曼·加里一生中除在军事上、外交上的功绩外，最主要的成就还是在文学上。

早在1945年，刚进入外交界的加里就出版了处女作、长篇小说《欧洲的教育》，获当年法国文艺批评奖，并先后被译成27种文字。加里在法国文坛崭露头角。

1946年至1952年发表小说《郁金香》、《大衣帽间》、《时间的色彩》等作品。1956年出版长篇小说《根深蒂固的天性》，获当年龚古尔奖，一举成名。

1960年出版自传体小说《童年时的许诺》，塑造了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母亲形象，感人至深。作品很快被译成多国文字，使加里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，是他的重要代表作之一。

1961年起，加里把创作重点转向社会现实题材，发表了几套系列小说，如《美国的喜剧》、《奥塞昂兄弟》等，各自包含二、三部作品。此外，加里在这几年还写了小说《红海的宝藏》（1971）、《欧罗巴》（1972）、《巫师》（1973）等。加里作品的内容极为丰富，特点是悲剧内容加上幽默诙谐笔调，愤世嫉俗而又不失信心。除小说外，加里还创作戏剧、游记、对话录、电影剧本及文学论著。1968年和1977年他先后自编自导了电影《鸟儿将在秘鲁死去》、《屠杀》。两片的女主角均由他妻子、美国电影演员吉恩·西伯格担纲。

1974年到1979年间，加里瞒着出版界，化名埃米尔· 阿雅尔，先后发表四部长篇小说：《温存的胖子》（1974）、《如此人生》（1975）、《真假莫辩》（1976）、《所罗门王的苦闷》（1979）。加里抛开已获名声，用不为人知的假名发表作品，是针对当时竞相吹捧名作家的巴黎出版界开的玩笑，也是对自己作品质量交由社会检验与评价的大胆尝试，这些均在他后来的遗书中作了说明。实际上，加里早在1958年就用“福斯科·西尼巴尔迪”的笔名发表过长篇小说《带着鸽子的人》，1974年又用“夏当·博加”这个笔名发表过长篇小说《斯泰法妮的各种面目》。没想到，《如此人生》一发表便得到读者与评论界一致好评，并获当年龚古尔奖。该作两年发行380万册，改编为电影《罗沙夫人》后又获得197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。

但龚古尔奖毕竟是一严肃的奖项，以化名梅开二度难避欺骗之嫌。加里也觉得此事棘手，遂请表侄保罗·帕夫罗维奇出面，在出版合同上签字，声称阿雅尔这个笔名的实主是自己，并声明不接受该项奖金。与此同时，加里仍以真名发表了《黑夜将是宁静的》、《过了这条界线你的车票不再有效》、《抒情的小丑》等7部小说。这些作品同样受到社会与文坛的关注与好评。

就在加里文学生涯如日中天之时，1980年12月2日，他却在寓所吞服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。法国数十家报刊对此事件作了突出报道。正在人们对加里死因迷惑不解之时，他的遗作《埃米尔·阿雅尔的生与死》和他的表侄保罗·帕夫罗维奇所写《人们信任的人》很快发表了。这再一次在法国引起轰动，因为这两部作品共同将加里第二次获龚古尔奖的真相揭开了。

从加里的遗作看，用化名获奖后他内心一直不安，真相一旦暴露，不理解加里初衷的广大读者会误解他为欺世盗名，对龚古尔奖的10位德高望重的评委的自尊心也会造成伤害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种心理负担愈来愈重，要让社会明了自己的本意，让崇尚名气的陋风有所收敛，似乎只有一死最见诚意。

舆论分析造成加里自杀的另一原因是,加里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，以笔为武器，对所处社会的弊病和痼疾一直进行无情揭露与深刻剖析。他参加过争取祖国解放的战争，知道胜利的代价多么沉重和来之不易。但战后社会状况与曾经作为战斗者的作家所期待的局面相距甚远。政客权贵挥金如土，不思进取；尔虞我诈、相互倾轧成为社会潜规则，贫富分化严重，社会矛盾空前激化，他知道自己的笔挽救不了社会，不如弃世而去，落得干净。

行前，不忘将玩笑真相向世人交待，以澄清本意，警醒社会。为此，不能不说作者是一个品性正直，富有责任感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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